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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民俗文化】河洛文化中的民俗风情

2012/12/13 9:01:44  来自:经典洛阳

       如果将河洛文化比作一条大河的干流,民俗文化就犹如其支流。
       干流好比书面语言,讲的是正统文化;而支流则好比口头语言,说的是民俗风情。
       绕不开的民俗就如同那隔不断的支流,你看它穿山越岭,浪花飞溅,滋润着华夏文化的根须,展示着一幅幅绚丽的画卷。
       自从人类在河洛地区繁衍生息,河洛先民便在衣着方式、饮食习惯、民居建筑、生产工具、婚姻形式、墓葬类型、图腾崇拜等方面,创造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俗文化,成为闻名中外的河洛文化的根基和柱石。


       河洛民俗文化的核心和灵魂


      民俗文化无处不在,人类初始时可能没有文字,但不可能没有民俗。人类社会可谓民俗之海洋,人从一生下来就浸泡在民俗之中,直到离开这个世界。
      在民俗这张大网中,与普通人贴得最近的是礼仪民俗,而华夏礼仪民俗的源头就在河洛大地。河南民俗学会常务理事、洛阳河洛文化研究院副秘书长刘百灵说,洛阳礼仪民俗有着悠久的历史。西周时周公在洛阳“制礼作乐”,我国开始有了一套规范的礼乐制度。春秋末年,孔子从当时的鲁国来到洛阳,向老子学习周朝的礼制,经其整理,周公制定的礼乐宗法制度趋于完善。作为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传统礼仪习俗的发源地,数千年来洛阳人一直崇尚“以礼为本”。因而,河洛民俗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“人生礼仪”。洛阳人历来重视民间礼仪。一个人从生到死经历着许多“人生通过礼仪”,由此形成了河洛地区民俗中最富有特色的人生礼仪规程。
       生儿育女关系到传宗接代及家道兴衰,所以从古至今倍受重视。在洛阳民间,一个人从孕育到出生及接受教养的漫长过程,经过历史演变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。
       新娘子一过门,家里人就盼其“早生贵子”。为了早日实现这一愿望,家人便求助神灵。民间流行的是婆母、小姑或媳妇们亲自到奶奶庙求观音送子或“拴娃娃”。洛阳人求子有两个热闹的去处:龙门山庙会和宜阳灵山寺庙会。求子者通常是烧一炷香并磕头祷告,诉说盼子愿望,并许诺如何还愿。奶奶庙里放着泥塑的娃娃,求子者用红线拴一个泥娃娃抱回家,一路上不许回头,默念着事先给孩子取好的名字,据说这样就可以得子了。如愿后,家里人要到奶奶庙还愿。还愿时除了带上求子时许诺的物品外,还要送去100个泥娃娃,以便其他人家求子时“拴娃娃”用。“拴娃娃”的习俗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,李楼乡凉洛寨就因捏制泥娃娃而远近闻名,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。
     “有喜”并“拾娃子”后,“月子婆娘”要在屋里坐卧一个月。一个月后,亲戚朋友要来“吃满月酒”。“生日年年有,百岁只一遭”。孩子出生100天后要“过百天”。小孩子12岁时,洛阳老城有带孩子到火神庙“脱红”的习俗,意思是孩子成人了,所以民间有在孩子12岁时举行隆重的生日仪式的习俗。
      洛阳民间的婚姻成规,到周代“六礼之仪始备”。所谓“六礼”,是指婚姻程式中的六个阶段。时至今日,洛阳民间婚姻程序虽有变化,但“六礼”的内容无一缺少。今日民间所行婚礼程序,仍遵循着说亲、合婚、定亲、下聘、送好、迎娶等六个程序。
洛阳民间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,体现在其中的民俗之一是给老人祝寿。老人到了高龄,习惯以虚岁过生日。因此,59周岁过的是60岁生日。祝寿一般从老人60岁生日开始,此后每年生日的庆祝活动不能间断,以示老人长寿。逢十则要大庆,尤其是老人的80岁生日,届时要隆重庆祝。
        葬礼是民间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,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,丧葬礼俗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程,直到近代基本上是内容的变化与演进。新中国成立后,丧葬习俗的形式逐渐简约,着重是寄托哀思,这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。


      传统节日的民俗风情画卷


       因生产、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岁时节日,数千年来一直伴随着民众的生活和起居。洛阳民间的传统节日很多,其内容和形式也丰富多样。这些传统节日,有的表现了人们与大自然积极抗争、祈求丰收的美好追求;有的表现了尊老敬老、不忘祖先的传统;有的表现了家庭幸福、合家团圆的美好愿望。这些节日有不少源自河洛大地。
       洛阳人俗称春节为“年下”,活动非常多,包括祭祖追远、守岁接年、走亲访友、娱乐休闲等,展现着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画卷。
     “大年初一,撅着屁股乱作揖儿”。孩子们向长辈行叩头礼,长辈则要发“压岁钱”。初二闺女回娘家,有的地方还要“耍新女婿”。初三、初四串亲戚。初五俗称“破五”,民间流行“破五送穷”。初五夜,家家鸣炮焚香,把初一(或除夕)烧的柏枝灰送到田中,捧回新土放到老人床下,寓意“送穷灰挖富土”。
       元宵节起源于洛阳的传统节日。隋大业六年(公元610年),隋炀帝杨广在洛阳大演百戏,终宵灯火不息,声闻数十里,这才有了“元宵行乐”的盛大节日。初唐时,洛阳元宵节燃灯仅限于正月十五夜,后由唐玄宗李隆基改为3日,即正月十四放灯至正月十六收灯。“三五月华夜,遨游逐上春”。唐玄宗曾在上阳宫张灯结彩闹元宵,引领了社会时尚,所以唐时洛阳的元宵节就已经热闹非凡了。
       中秋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是祭拜月亮,至今有些地方还保留着这个习俗。祭拜月亮的物品除了月饼、点心外,农村还要蒸枣糕。祭拜月亮时有一个规矩,主祭的必须是家庭妇女,但在腊月二十三,老灶爷升天时主祭的却是男人。据说玉皇大帝派到每家一个老灶爷,要他了解每家的情况,到腊月二十三时上天汇报。老灶爷上天时,各家都要祭灶,祭灶仪式由男人主持。为了让老灶爷多说好话不说坏话,家家都要供上“祭灶糖”,希望用甜甜的黏黏的蜜糖粘住老灶爷的嘴。普通老百姓当然拿不出大礼,只好用这点小小的“糖衣炮弹”来“公关”了。
       祭灶原是商周时代的五祀之一,初为夏祭,后改为冬祭。《淮南子•祀论》中记载:“炎帝于火而死为灶。”后来,民间又把老灶爷演绎成传说故事中的泥匠张奎,说他生前锅台垒得好,所以死后被玉皇大帝封为灶神。祭灶时主祭人都是男人。宋代诗人宋大成在诗中这样写道:“男儿酌献女儿避,酹酒烧钱灶君喜。”
        民间传说月亮属阴,灶君属阳,故形成了“男不拜月,女不祭灶”的习俗。追根溯源,这与民间传说故事有关。据说后羿把天上的10个太阳射下9个后,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长生不老药,不料被夫人偷吃,后来夫人飞上月亮,成了月宫中的嫦娥。诗人们经常在诗中提及嫦娥,并把月亮引申为女性之神,故民间祭拜月亮时就由家中女主人主持。

       民俗中有我们民族的根


       人类文化往往被分为“雅文化”和“俗文化”两大体系,在专家眼里,这是“上位文化”和“下位文化”之分;在普通人眼里,这是“阳春白雪”和“下里巴人”之别。其实,这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,而是滔滔大河和涓涓细流的关系。正是一条又一条的涓涓细流,才汇聚成滔滔大河;正是民俗文化的积累与升华,才有了辉煌灿烂的河洛文化及中华文明。所以,有人这样说:“民俗中有我们民族的根。”
        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华游子,他们不管走多远,心中都深深地扎着中华民族的根。尽管身在异乡,他们仍然心系故土,甚至连房舍也保留着祖居的特色,从而形成了独具华夏文化特色的“唐人街”。尽管他们身在外族文化的“包围圈”内,但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,他们遵奉的往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,展现的是“龙的传人”的风采。
       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能深入人心,是因为它是千百年来民众所创造的认知系统,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方式传承的一种文化模式。这种文化模式既为人类所创造,又供人类所享受,而且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,不仅内涵丰富,而且形式也很多样。
       洛阳不少民宅的大门内,至今仍保留着影壁,这种居住习俗折射出中华古老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念。旧时院落讲究坐向,以坐北朝南或坐南朝北为佳。以阴阳五行的观念来看,北方为水,南方为火,水火不容,一家人就难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。如何化相克为相生呢?有人想出了一个高招:在院内摆上木屏风作为障碍,也就是在水与火之间加上木,企盼能形成良性循环。试想,水能生木,木能生火,如此生生不息,大吉大利,住在这个宅院里的人也就能吉祥如意了,所以这一风俗很快普及开来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,木屏风渐渐变成了一道墙,更加牢固和结实,迎合了人们的实用心理。随之而来的还有墙面上“松鹤延年”、“梅鹿望松”等吉祥图案,使平淡的宅院多了几分艺术情调。
       庙会文化的发展,也经历了从“娱神”到“娱人”的转变。庙会也叫赛社,分官赛与村赛,即官办与民办之分。官赛又称祈赛,由巫师主持进行;村赛又称社赛,由会首或社首主持。官办的庙会毕竟没有民办的有群众基础,到宋代时,随着庙会文化的繁荣,巫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庙会也“名为娱神,实则娱人”,成为一种世俗文化、农民文化,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庙会文艺表演,产生了物资交流的农贸市场。对农村群众来说,举办庙会虽未必能换来“人丁兴旺,四季平安,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”的效果,但“百日之劳,一日之乐”,庙会未尝不是艺术享受的最佳场所。最终,当庙会艺术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时,就保证了戏曲生命的延续,并成为我国社会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,成为河洛大地上最具魅力的民俗风情画卷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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